校慶專欄

        先父榮祥在歸綏中學的求學經(jīng)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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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 08 - 03

        先父榮祥在歸綏中學的求學經(jīng)歷

        榮賡麟

            我家世居土默特旗美岱召村(現(xiàn)歸土默特右旗管轄),姓云碩布氏。祖爺名都格爾札布,生有八子二女。皆以祥字排行。先父在昆仲輩排行為四,名榮祥,字耀宸。生于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緒20年),卒于公元一九七八年,享年八十四歲。

            先父的童年時代,正當革命風云日緊,清朝統(tǒng)治處于風雨飄搖的時候。著名的甲午戰(zhàn)爭、戊戌政變、庚子之役、簽訂辛丑條約等重大歷史事件,都發(fā)生在這一階段。這些重大事件的梗概,先父幼時都曾從先輩口中直接聽到具體生動的敘述。筆者稍具知識時,常常聽先父談及,由于先父記憶力強,故所談往事多能原原本本,有時間、地點、人名、經(jīng)過、結尾,使人聽來忘倦。

            我家在祖父少年時代還完全是一個普通農(nóng)家,生計比較困難。祖父從青年時代由農(nóng)村進人城市讀書,以后入旗衙門服務,從筆貼式(最低一級的公務員)升任參領。當先父出生時,我家已經(jīng)屬于土司官員的范疇了。

            先父從六歲開始人私塾啟蒙。蒙館設在原籍美岱召村故宅之小果園中。一九O五年(清光緒31年),先父遷入城里私塾讀書,旋即轉(zhuǎn)人旗立第一小學堂就讀(校址在呼市舊城小東街文昌廟東跨院內(nèi))。先父在這所學校里的學習對于他以后以文學享名于當代是有很大的關系。原因就在于先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他童年時代受益頗深的兩位老師——應炳華先生和吳天章先生的教誨。據(jù)先父談,應炳華先生原籍浙江鄞縣,學識淵博,古典散文、駢體、詩、詞、歌、賦皆所擅長,講課又能深入淺出,因材施教。但是,應先生卻并不會講“官話”(即現(xiàn)在的普通話),滿口浙江方言,同學們大多聽不明白。先父由于深喜音韻,對方言讀音頗能辨析,故每當應先生講課時,先父常常代為復述,同學皆以“翻譯”目之。應先生亦以先父為高足贊許之,常作個別指導,精心傳授,使先父得益非淺。吳天章先生原籍山西代縣,是晚清拔貢,當時已年過七旬,為知名的宿儒。吳先生擅長制藝及五、七言近體詩,這位先生對先父的早年啟蒙教育亦頗為盡力。

            基于上述原因,先父在他考人中學堂以前,就在同輩中以詩文見長。一九一O年(清宣統(tǒng)2年),先父十七歲時,考入歸綏中學堂預備班,學堂是由原古豐書院改設,校址在舊城慶凱橋西,扎達海河北岸,也就是現(xiàn)在的呼市第八中學。歸綏中學堂由舊書院改建,正反映了晚清光緒年間的“維新”潮流。當時,全國正掀起一股廢科舉改學堂的高潮,各地皆爭先以設學堂為推行“新政”的一項標志。當先父考入該校時,學堂已初具規(guī)模。堂長為福建名孝廉林朝元;國文教員王國楨,本地名秀才;經(jīng)學教員冷皓汝;歷史教員張桂丹(以上二位均系湖北人);博物教員安某(先父已忘其名);學監(jiān)張應征,山西孝義人。當時的學務督辦是由歸綏兵備道道臺胡孚宸兼任。胡為湖北孝感人,是晚清的名舉人,頗有學識,但由于時代的局限,思想傾向于保守。先父還曾記得當時學堂內(nèi)掛有胡道臺自撰自寫的一副楹聯(lián),文曰:“重譯共軌文,異學分歧,愿多士勿忘國粹”;“十室有忠信,及時淬礪,雖邊地豈乏人材”。從這副對聯(lián)的含義亦可看出這位老先生的主張。先父入學后不久,胡道臺即病故,學堂全體師生皆頭戴摘纓春帽往道臺衙門致悼。繼任者為鮑振鏞,然為時不久即調(diào)遷他處。繼鮑者為滿人咸麟,這位滿族道臺就是被革命黨人徐錫麟刺殺之安徽巡撫恩銘的兒子。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tǒng)3年,亦即辛亥革命發(fā)生之年),先父十八歲,考入歸綏中學堂的正班。當時學堂的建制是分甲、乙兩班,共有學生約五十名。按照當時鼓勵辦新制學堂的方針,對入學堂學習的青年學子均給予膏火津貼。甲班學生每人每月發(fā)給白銀三兩,乙班學生遞減為二兩五錢。中學堂學生的這種待遇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優(yōu)厚的,不僅可供自身的開銷,如果節(jié)儉一些,甚至可以勻出一點來接濟家屬。因為當時的中學生大多已成家,有子女者亦比比皆是。由于這種原因,故考人中學堂者往往不愿按期卒業(yè),寧可當七、八年之老學生。倘使離開學堂另謀職業(yè),若無特殊人緣關系,亦不過設帳授徒以教書為業(yè),而其束修所人未必優(yōu)于中學堂津貼標準。所以,當先父考入歸綏中學堂的正式班時,甲、乙兩班原有之老學生才倉促畢業(yè)離校,依次排列,先父所人之班即命名為丙班。丙班學生共八十余名,若以人數(shù)計,遠遠超過前甲、乙兩班的總數(shù)。此時的堂長為吳福麟,原籍盛京,為晚清名拔貢。他是受歸綏兵備道道臺兼學務督辦咸麟的禮聘而就任此職的。學監(jiān)為周錫,浙江人,以前曾任過本學堂教員,并奉派前往日本為學堂購置過理化儀器。教師陣容頗為整齊,如國文教師為常向旭,歷史、經(jīng)學教師傅佐,英語文教師鄧書山,博物教師張璞。以上這些執(zhí)教諸君,都是當時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其中思想開明者不乏其人,故當時學堂的學習空氣是比較活躍的。是年春季,丙班正式開學上課,先父被推選為班長。

            就在這一年的秋季,八月下旬,湖北武昌城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革命起義,革命宗旨是推翻帝制,建設共和。消息傳到學堂中,廣大師生心情振奮,除少數(shù)守舊者表示異議外,多數(shù)中、青年師生認為革命之爆發(fā)乃歷史潮流發(fā)展之結果。當時歸綏的政局比較混亂,清廷在此設置的三大憲(即綏遠城將軍、歸化城都統(tǒng)、歸綏兵備道道臺),均惶惶不可終日。據(jù)先父在世時為筆者口述當時的情況,現(xiàn)就回憶所及尚可緬述一二:當時的綏遠城將軍為滿人堃岫,這是清朝派任的最后一位將軍。此人雖任軍政要職,但對軍事武備非其所長,終日多與幕僚談詩論賦,自命風雅。歸化城統(tǒng)麟壽和歸綏兵備道咸麟則更遜一籌。當辛亥革命炮聲傳來,這位道臺驚恐萬端,一籌莫展,急急忙忙改裝易服,脫去頂帽朝衣,換上一件灰土布大褂,小帽便鞋,腰扎藍布腰帶,活象一個推車挑擔的小販。終日在道臺衙門的花園里亂轉(zhuǎn),不是徒喚奈何,就是祈求上蒼。這種情況都是通過道臺衙門里的佐雜吏屬傳出來的,故而是可信的。

            當時的歸化城副都統(tǒng)麟壽,歸綏兵備道咸麟,加上將軍堃岫均系滿族;這三位地方軍政首腦自然是懼怕革命,驚恐之余,頓生疑慮,懷疑到歸綏中學堂的教師學生當中,一定有同情革命的人士。為了阻擋革命潮流的進一步高漲,遂下令學堂立即停課,提前放假,學生一律離校回家。

            到了當年九月間,各省響應武昌起義的消息陸續(xù)傳來,歸綏政局更加動蕩。延至冬季,山西都督閻錫山(閻原為山西清軍的管帶,辛亥革命爆發(fā),自稱都督,宣布擁護革命而與清廷對抗)在娘子關戰(zhàn)役中被清軍張錫鑾部擊潰。閻率敗軍欲奪取太原,又因太原城為巨紳梁善濟所控制,不得人城。在背腹受敵的不利情況下,閻部決定只有從晉西北出塞以暫避鋒芒。他的行軍路線是經(jīng)過伊克昭盟直取包頭,繼續(xù)東進攻占薩拉齊。閻軍在薩拉齊略作休整,并打開監(jiān)獄,釋放囚犯,編為“敢死隊”,意欲東進攻取歸綏。警報傳來,更增加了緊張氣氛。特別是官僚階層,簡直可以說是亂作一團。當時道臺衙門有一幕僚名俞翰青,此人獨出心裁,倡議籌設治安維持會,揚言旨在保境安民。至于真正的目的則是想趁機發(fā)財,所以提出要占用學堂的教育基金白銀五萬兩,以為維持會的經(jīng)費。此事由俞主謀并具文申報綏遠城將軍,一俟批準即行實施。本來此事原歸道臺衙門管轄,而當時的道臺、都統(tǒng)均已聞風喪膽,事實上已不能料理政事,都統(tǒng)麟壽原來就患輕微的精神??;時人多以麟瘋子呼之,象如此的地方官吏自然也就形成半癱瘓的狀態(tài)。將軍堃岫身為地方最高長官,無可逃避,只好硬著頭皮強為支撐,故一切公務均直接呈送將軍衙門辦理。

            當俞翰青的所作所為被學堂師生獲悉后,群情激憤,凡留在城里的師生(因?qū)W堂提前放假,故外鄉(xiāng)學生均返原籍)一致表示反對。學堂監(jiān)督吳福麟乃急召先父與簡師班班長姚玉樞到家,共商對策。吳、姚二人皆主張須在不直接觸犯俞翰青權勢的前提下想辦法。蓋因當時道臺衙門相當一部分權力,已為俞所攫取。先父力主不可出此下策,以為這種考慮實已置自己一方于被動地位,如何能夠取得勝利?欲使俞之詭計破產(chǎn),只有揭破其假面具,聲討其破壞教育事業(yè)之罪,此為名正言順之上策。吳監(jiān)督乃征詢先父以何辦法可阻俞翰青之謀。先父謂俞既已具文呈報將軍衙門,何不以學堂師生名義寫一駁斥俞翰青的呈文,也直接送往將軍衙門,給予針鋒相對的反擊,從時效上看也頗為及時,不致拖延。吳監(jiān)督及姚玉樞終于欣然接受先父意見,并一致同意由先父起草文稿。文稿寫成后,交吳監(jiān)督審閱。吳讀完文稿,極為贊許,認為說理透徹,義正詞嚴,即使老夫自己動手來寫,也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據(jù)先父一篇回憶辛亥革命的文章中所敘述的梗概,這篇呈文的主要內(nèi)容是:教育是國家經(jīng)久之事業(yè),不因政局變動而定存廢。將來我國無論在國體政體方面有何改革,但教育決不會中斷,學堂也不能停辦,這是完全可以斷言的。今俞某等人倡議欲將地方多年籌集之教育基金充作治安維持會經(jīng)費,不需多時必然被該會提取一空。適時局穩(wěn)定,各地學堂均可望恢復正常,唯獨歸綏一地由于經(jīng)費無著落而不能開學,若追究責任,恐將軍亦不能辭其咎。況且此項基金乃農(nóng)民地畝附加,集腋成裘,得來不易。若不以此款培養(yǎng)當?shù)孛癖娮拥?,而用之于豢養(yǎng)官紳,于理恐難服眾。再者,所謂治安會雖糾集多人,亦無非徒恣空談,就其自身而言,不過是泥菩薩過河,何能作到保境安民。況此輩之中,既無白起、韓信一流帥材,可當沖鋒陷陣之任,又無蘇秦、張儀之輩辯材,可任游說交涉之責。究其本意,不過借題發(fā)揮,多金到手,聊備瓜分。如果歸綏不為閻軍攻破,則可大吹大擂,自詡有功。設若地方不保,此輩則早已腰纏萬貫,一去不返矣。深盼將軍不可受此輩蠱惑而代彼受過。

            這份呈文由先父及同學姚玉樞君親自送往新城將軍衙門。時隔不久,吳福麟監(jiān)督就告知先父結果:“老將軍(指堃岫)已答應我們的要求,不準他們挪用學堂基金了?!毙窗l(fā)來將軍批文,大意是:治安維持會可設,但不許動用學堂基金。這樣一來,實際上等于宣告治安維持之說成為泡影。而學堂則賴以不廢,到次年(即民國元年)學堂正式改為歸綏第一中學,繼續(xù)開學。

            就在這一年的冬季,孫中山先生派童堯山由上海來到歸綏組建國民黨。當時的歸綏第一中學校學監(jiān)為王定圻。王字屏章,原籍包頭縣,為山西太原優(yōu)級師范學校畢業(yè)。他來就任學監(jiān)時,年齡剛剛三十歲,是一個頗有才華的青年知識分子。那時先父所在的丙班已改為歸綏第一中學第一班,是當時在校學生中資格最老的一班。由于先父又是第一班的班長,故而與教師接觸更多一些。王定圻先生特別贊許先父的文章,因此在他們師生之間交誼很深。當中山先生派童堯山來綏時,王定圻先生即首先與之接觸,并共同籌辦建立中國國民黨歸綏支部。成立大會是在北茶坊關帝廟東院舉行的,到會的人有王定圻及先父等二十余人。公推王定圻為支部主任,劉兆瑞、李正樂、郭景林、亢錦榮及先父分任各股股長。是即先父參加中國國民黨之始,唯因事屬新創(chuàng),故未履行領發(fā)黨證等手續(xù)。且成立之后童即返滬,王亦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赴北京出席會議,而其他成員亦多分散,故事實上未曾開展黨務活動而即告渙散。

            一九一三年(民國2年),先父二十歲時,發(fā)生了一件事,這可以說是先父青年時代的一個轉(zhuǎn)折點。為了說清楚這件事的梗概,還必須作一些必要的追述。

            當辛亥革命爆發(fā)之時,隨著地方政局的變化,教育方面自然也有相應的變遷。如前所述,山西都督閻錫山率部人占歸綏,結果被歸綏的地方部隊在古力板河岸一仗擊敗,閻軍撤軍改道。次年(1912年,民國元年)春,在上海舉行南北議和,清帝溥儀宣告遜位,承認共和,建立民國。歸綏的三大憲(將軍、都統(tǒng)、道臺)亦相繼去職。北洋陸軍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如現(xiàn)代的師長)張紹曾被北京政府任命為綏遠將軍,陸軍統(tǒng)領(如現(xiàn)代旅長)賈賓卿被任命為歸化城副都統(tǒng),由山西民政長(相當于清代的布政使即藩臺)任命潘禮彥為歸綏觀察使(即清朝的道臺)。

            張紹曾于十月間來綏就任將軍,下車伊始即聯(lián)絡地方各界知名人士倡議成立綏遠省。然而此舉深為山西都督閻錫山所惡,力持反對態(tài)度,終于未能實現(xiàn)。此舉亦可看作他日綏遠改為行省之先聲。閻之反對綏遠建省,事涉山西與歸綏之歷史上的雙重隸屬關系,本文不擬多談。  

            潘禮彥任歸綏觀察使后,即令教育科長龔秉鈞赴太原為歸綏第一中學校聘請新校長。旋經(jīng)龔秉鈞禮聘史實如來校就任校長,與史同來的有教員二人,一為李笑天,一為董偉然,皆任國文課。李、董二人自以為邊疆地方,文化落后,而自己又是史校長所薦,頗有目空一切派頭。但在教學的過程中卻完全露出馬腳,多次被學生駁問而無言答對。其中有第一班學生名郭勛者,因每多窘迫董、李,而校長史實如為了個人的臉面,非但不能主持公道,竟然以“不守規(guī)”為由,將郭勛開除出校。此事一發(fā)生,即在全校引起軒然大波,群情激憤,對史、董、李三人實行鳴鼓而攻,以致形成嚴重對立。潘禮彥、龔秉鈞自然不能坐視,乃一面安撫史等三人,令其暫住旅店以待,一面貼出長達三千余字的通榜,驅(qū)逐支持郭勛的學生。在其中列名者有先父及楊映林、張云漢。先父及揚、張二同學被驅(qū)離校之次日,史、李、董天三人亦由武裝警察護送返校。此事發(fā)生于當年秋季,由此先父即與母校告別。

            先父告別母校后,即馳函北京王定圻先生,商量欲往太原考大學事宜。王復信以為與其往太原,不若來北京。蓋北京為首善之區(qū),全國人才匯聚,對于開擴視野,增進新知,頗多益處.先父接信后,與祖父計議,家中諸人均以赴京為宜,先父乃決定東行。

            與先父同行者,即揚映林、張云漢二君。其時,京包一線火車方通至陽高,故需乘騾車先往陽高,然后換乘火車,方可抵京。啟程之日,歸綏第一中學全校學生二百余人均罷課往送。送行諸君從我家故宅二直送到石羊橋畔,始殷勤致意而別。

            至此,先父之中學階段即告結束。

        編者說明:

            本文是榮祥先生之子榮賡麟先生《先父榮祥先生生平事略)的開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榮祥先生的其他事跡,讀者可參閱本書《從呼和浩特第一中學走出的名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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