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位語文老師

張培仁

    1950年春天，歸綏中學、國立綏中、正風中學、新綏中學四校合并，命名為綏遠省立歸綏中學，我被編入初中十八班。我們的班主任和語文教師是張樹誠先生。

    記得張老師第一次給我們上課便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個子不高，四十歲左右，微微發(fā)胖，圓圓的臉上露著笑容，一上講臺便用濃重的五臺口音自我介紹道：“我叫張樹誠，給你們教語文。……”邊說邊掃視著整個教室。此時，同學們有一個不尋常的發(fā)現(xiàn)：老師既不留分頭，也不留平頭，而是刮得光光的，活像個剃度的和尚。有個別聯(lián)想豐富的學生甚至不由自主的笑出聲來。

    張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每天早晨都要跟班到后操場去鍛煉的。同學們跑步，做操；他自個兒揀個僻靜地方練拳。不論春秋，還是冬夏，從來不戴帽子，甚至連最冷的“三九”天也照樣如此。他光著頭，專心致志的打著拳。從那舒緩的動作看仿佛是太極拳，但有些動作又不完全像，也許是自制的健身操吧。從他那一絲不茍的招數(shù)看，我覺得他更像是位五臺山的和尚在習武呢。

    五十年代初學校開了語法修辭課。為了便于學生理解和記憶，老師在講語法時常常愛用圖解式。他的字寫得不大，用流暢的行書先整整齊齊的抄在黑板上，然后邊分析邊畫符號。因為這門課是新開的，所以有一種好奇感，學起來也很認真。今天看來，那些知識對我來說還是大有用處的。

    一九五一年，一放暑假，歸綏市各個中學便成立了“暑假學習會”，歸中是第一分會。我們分會有一項活動，就是到城南的達賴莊去搞宣傳工作。宣傳之前，還要給老鄉(xiāng)們扭秧歌，打腰鼓。宣傳的內(nèi)容主要是破除迷信，普及科學知識，如刮風下雨、雷聲閃電是怎么形成的等等。開學后，根據(jù)這次活動，我寫一篇一千多字的記敘文，題目叫《暑假生活的經(jīng)過》，文章末尾還總結(jié)了應注意的宣傳方式和參加此次活動的收獲。沒想到老師讀后，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的批語是：寫了這么長的作品，沒有一句廢話，沒有一個廢字，不但是文詞活潑，語意生動，最大的優(yōu)點是有內(nèi)容，有組織還有重點，假如再能于分段處留意，那就更好了?！笨粗@書法圓潤的簡短評語，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動啊!這對我要寫好文章是多么大的鼓勵呀!

    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我以一二?九運動為背景寫了一篇題為《在寒冬開放的鮮花》的童話。童話中的“黃蜂老爺”象征日本侵略者，“一叢垂死的野草”象征賣國投降的國民黨政府，“燦爛的鮮艷的紅花”象征抗日救國的廣大愛國學生。經(jīng)過一番斗爭和較量，鮮花終于戰(zhàn)勝了黃蜂。文章結(jié)尾是這樣寫的“短小肥胖的黃蜂隨著殘冬和野草一并埋葬在枯墓中了，而那鮮艷的花朵仍舊開著，并且還較以前更茂盛了?！?

    十二月九日那天，各個班都在教室外的山墻上貼出了本班的大型壁報，我寫的這篇稿子也用毛筆抄好貼了出去。記得幾天內(nèi)圍觀的學生很多，甚至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因為連住在本部(原歸中校址)的許多高中學生都過來閱覽，且流露出一種贊賞的表情。

    當然，同學們對這篇童話的出世是不知詳情的。其實，張老師對我這篇習作是花了很大力氣，耗了許多心血的。原文較長，約一千二百多字，老師的增補、刪改竟達三十余處。這種燃燒自己，照亮學生的蠟燭精神是多么的可貴呀1

    1952年的1月5日至2月25日，我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經(jīng)受了一次終生難忘的鍛煉。那年我十六歲，是土改工作隊中年齡最小的隊員之一。我工作的地點是城東南的討速號行政村。除了因3月1號開學，未能參加“分配果實”外，其他的土改過程我都經(jīng)歷了：從講解政策，發(fā)動群眾到整頓農(nóng)協(xié)會，建立民兵，青年、婦女、兒童等組織；從劃分階級成分，開斗爭會到?jīng)]收地主的五大財產(chǎn)等等。

    開學后不久，根據(jù)自己親身參加土改工作的經(jīng)歷和耳聞目睹的許多事實，寫了一篇作文，題為《寒假工作情況》。文章很長，用了整整一個作文本，竟有四千字之多。對這篇作文除了有老師的六處眉批和文末總評外，對正文未作多少改動，基本了保留了原貌。文末的總評是這樣的：“這是很成功的一篇作品，從你的作品中了解到你在工作中是用過心的。”

    通過這件事使我悟出了一個道理：生活是寫作的源泉。從老師對那篇童話的較大修改到對此作文的基本不改，并夸獎我這篇文章“是很成功的作品”，說明我的寫作有了明顯的進步。我是多么的高興啊!

    在老師的引導和鼓勵下，我讀了許多課外書籍，僅在初三年級就從學校圖書館借閱了三四十本，有小說，有傳記，還有散文、政治書等等。這不僅開闊了我的視野，也豐富了我的知識，為我以后的學習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chǔ)。

    還有一件事想提敘一下，因為它同樣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在一次課堂上，有一個同學向老師請教，他說馬列主義很深奧，一下學不明白，不知怎樣才能學得懂。老師用標準的五臺鄉(xiāng)音脫口而出：“那(發(fā)“外”的音)佛經(jīng)比那馬列主義還深奧哩，只要你肯下功夫，刻苦鉆研，就能學得懂!”由此我想：老師一定研究過佛經(jīng)，解放后也一定研究過馬列主義，否則是不會得出這個結(jié)論的。

    1958年一中本部分出來，成立了第八中學，張老師也隨之分到八中任教。我于1979年調(diào)入八中教書，遺憾的是并未見到我尊敬的張樹誠先生。后來聽與他相處甚好的李瑞楠老師講述了一些有關(guān)他的情況：張老師年輕時確實作過居士，喜吃素食，研究過佛經(jīng)。1965年調(diào)到太原教師進修學校教書。文革中和許多人一樣難逃厄運，挨整挨斗，被遣送回他的家鄉(xiāng)——五臺。

    實在沒有想到“長大后我也成了你”——作了一名語文教師，并且還能有一些作品問世。老師啊老師，您的諄諄教誨，您的甘為人梯、希望學生成材的品質(zhì)，您的只知奉獻不求回報的精神將永遠留在我的心中，激勵我前進!

    大概是與五臺籍的老師有緣吧，讓我難以忘懷的另一位語文老師也是五臺人，他便是徐伯毅先生。

    一九五二年我考上了高中，編入十二班，從此吃住均移到歸中本部(現(xiàn)在的八中校址)，上高二時，學校更名為呼和浩特第一中學。這一年的語文課就是徐老師講授的。第一次見面，他也同樣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因為從外表上看，他與張樹誠老師形成鮮明的對照，身材高大，背略有點駝，清瘦的臉龐，面色黃黑，給人以憔悴之感。當然，他們兩位也有共同之處：年齡相仿，同說一口地道的五臺話。當他在黑板上寫字時，我發(fā)現(xiàn)他右手的食指與中指有被煙熏黃的痕跡。

    果然不出所料，沒過多久，有一位同學告訴我說：他去辦公室問徐老師問題，發(fā)現(xiàn)老師剛剛點著一根紙煙正在猛吸。他看見老師只吸一口就把煙卷兒的三分之一給抽掉了，那煙氣過了許久才吐出來?？上攵蠋煹臒煱a有多大了，怪不得兩個手指頭有那么黃呢!

    徐老師的朗誦是很有特色的。五十年代初，還沒有號召在全國推廣普通話，徐老師就是用他那五臺鄉(xiāng)音講課的。至今我還記得他朗誦《春蠶》開頭的情況。他用抑揚頓挫的聲音念道：“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旱煙管斜擺在身邊。清明節(jié)后的太陽已經(jīng)很有力量，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像背著一盆火?！€穿著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鋪里……”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別有情趣。徐老師對課文和人物的分析更是精辟而有獨到之處。仍以《春蠶》為例。他說，這篇小說通過農(nóng)民老通寶一家人雖然蠶花豐收，而生活卻更加艱難的事實，說明舊中國的農(nóng)民必須在年成豐收之外，去尋找真正的出路。他還通過對許多故事情節(jié)的分析，得出如下結(jié)論：老通寶是一個勤勞忠厚，有點盲目排外而保守落后的老一代農(nóng)民形象。

    講完這篇文章不久，我班的一個男同學穿著棉襖在教室外曬太陽，忽然有人像發(fā)現(xiàn)新大陸似的喊道：“看!老通寶在曬太陽呢，脊背上熱烘烘的。”從此這位同學便得了個“老通寶”的綽號。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老同學聚會還有人這么稱呼他呢?？梢娎蠋煹姆治隽艚o我們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

    回想當年，為了提高我們對作品的藝術(shù)感受能力，分析能力以及鑒賞能力，真不知徐老師熬了多少個夜晚，付出了多少勞動!

    當然，為了提高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特別是寫作能力，恐怕他花費的功夫，傾注的心血更是難以計算的。我向來不以寫作文為苦，反而以此為樂，因而也一直受到老師的重視和鼓勵。

    1954年5月13日是個星期天，一中開了全校運動會，運動會上除了有全校男子廣播體操表演，女子勞衛(wèi)生操表演，男、女拔河比賽外，還有田徑賽等許多項目。事后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我校的運動會》。文章比較形象、生動地記述了這次活動，得到了徐老師的好評。他不但給了我最高分——5分，而且寫下了“頭、末、中三部都精彩”的評語。我看著這蒼勁有力的紅色毛筆字，實在高興極了。

    讀高中的時候，我的俄語學得較好，是班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有一次我翻譯了一篇文章，標題為《兒子的故事》。原作是青年近衛(wèi)軍奧列格的母親寫的。寫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十六歲的奧列格和他的同伴們到劇院散發(fā)傳單反對德寇的故事。老師的批語雖然簡單，卻包含了兩層意思：既表達了老師的謙虛和實事求是，又表達了對我的鼓勵之情。批語仍用我熟悉的紅色毛筆字，具體內(nèi)容是：“我不識俄文，就意義來講是夠流暢的”。

     我之所以這么重視老師的批語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為老師是位有名的“筆桿子”。聽說徐老師在解放前當過《綏蒙晚報》的編輯，解放后發(fā)表過回憶徐向前元帥的文章(據(jù)知情人講，徐老師和徐帥是本家弟兄)。能在寫作上得到“筆桿子”的好評，確實也是我引以為榮的一件事。

    整整五十年過去了，徐老師對我的影響是深刻的。多少年來我極喜讀書，堅持寫作，并取得一些成績。這和老師當年的精心培養(yǎng)教育是分不開的。老師啊老師!不論教書，還是寫作，您都是我的表率，您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簡介

    張培仁，男，漢族，1936年生，山西省代縣人。中學高級教師。1996年于呼市八中退休。呼市文聯(lián)戲劇家協(xié)會、呼市兒童戲劇研究會、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分會會員。

    解放后就讀于呼市第一中學，1955年高中畢業(yè)。1985—1986年在中國戲劇電視創(chuàng)作函授中心學習并結(jié)業(yè)。

    多年來一直從事業(yè)余文藝創(chuàng)作，自1959年以來共發(fā)表劇本二十多個，約三十萬字。主要作品有：《贈墊肩》、《對癥下藥》、《銀灘上》、《下班的時候》、《智童區(qū)寄》、《堵路》、《箭桿河邊》(改編成二人臺)等。上述劇作分別由一些盟市劇團演出，其中《贈墊肩》獲“慶祝內(nèi)蒙古成立十五周年劇本創(chuàng)作”獎。